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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音机到手机
2022/7/16 6:40:26

 富锦市老科协 丁兆贵

 

记得70年代初,父亲托北京知青买了台收音机,让我兴奋了好几天,晚上小伙伴儿招呼出去玩都不愿去。

收音机是什么牌子的、当时花了多少钱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外壳为长方体的木匣,鞋盒子大小,上面和两侧是棕红色的木板,后面是带个圆眼的烟色纤维板,有槽,可以抽出来,更换里面的电池。四节一号大电池,一字排开。前面是杏色塑料板,有一道道的细棱,对着喇叭的地方全都是小眼儿;有两个银色旋钮,一个调节音量,一个调节频率;上方标有数字的长方形框,可以看到所调的几种波段。

刚买的收音机特别金贵,父母不允许我们乱动,每次都是父亲打开收音机。喇叭里传出悠扬的东方红乐曲,或是新闻节目,或是京剧节目……父亲最爱听评书,如《杨家将》《岳飞传》,记住了故事,更记住了袁阔成、单田芳等绘声绘色的说书人。每次听到兴头时,总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结束语,心里总在回味着精彩的故事情节。

晚上,昏暗的煤油灯下,我们听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动人的故事,悠扬的歌曲,渐渐把我们送进甜美的梦乡。那句“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清脆的童音,到现在还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那时候,除了一年偶尔几次电影外,其它的信息全部都来自收音机了。从中知道国家大事、新闻消息、政治形势。“抓革命促生产”、“反帝反修”、“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等词汇,到现在还都没忘,成为那个时代的永恒记忆。伴随着收音机的声音,我们渐渐长大。

八十年代中期,大哥过年的时候买回来一台14英寸黑白电视机。银白色的外壳,大大的脑袋,弧形的屏幕,全家人的高兴劲就别提了。我们赶紧找来一根长木杆,把买好的天线固定在木杆顶部,立在屋前的杖子边,用铁丝绑定,在木窗框上钻个眼,将天线穿进去,连到电视上,然后调整好木杆的角度,就能清晰地看到电视节目了。那时候电视没几个台,而且只晚间有电视节目,我们就连广告都看得津津有味。

原先的收音机早已成了哑吧,后来换成带天线的铁壳的小收音机,父亲只在午睡前听听,我们早就迷上了电视,一到晚上,早早就聚在了电视机前,左邻右舍也常常来,边聊天边看电视。

有时风大,天线就会受到影响,屏幕一片雪花,连人影都看不到。不管外面多冷,也要出去转动电视杆,要反复转动,找到最佳角度,才能看清晰电视节目。

家庭稍稍富裕些,最先打算的就是买电视。14寸的、17寸的、21寸的,越买越大,越来越好。看一个连队富不富,只看电视杆立了多少就知道啦,一目了然。

到90年代中后期,电视机都普及了,富裕的人家开始更新换代,买了彩色电视。电视接收天线更加先进,小锅盖逐渐取代了高立的电视杆。

大概跨入新世纪后,有线网络走进了千家万户。这时父母也看上了彩色电视机,图像更清晰,色彩更明艳。劳累一天的父母边吃着饭,边看着电视,一份惬意,一份祥和。父亲就爱看抗日题材的,母亲也随着他,天天就看一个台,电视剧看了一部又一部。

2013年,连队拆迁,父母搬到城里。旧电视送人了,新买了32寸的液晶电视。机身更轻便、画面更清晰,80多套电视节目随便看,可不像当初看的黑白电视那样就几个台。

父母从烧火做饭的时代一下跨进了电器时代,电饭煲、电炒锅、电磁炉,一应俱全。为了方便联系,我们又给父母买了手机。年近80的父母一面适应着新生活,一面学习打手机。虽然是老年机,但他们从没有摸过碰过,学习起来也是有相当的难度。我们一遍一遍地教,父母一遍一遍地练,经过一段时间后,父母都学会了接打电话。母亲说:“做梦也想不到我还能用上手机,和你们年轻人一样,赶上好日子喽。”

2019年,大哥又给母亲买了智能手机,母亲就像考大学似的认真学操作,逢人便问:怎么接打电话、怎么看微信聊天、怎么照相录视频。手机给母亲带来了幸福感和趣味感,也带来了便捷和快乐。通过手机,父母能和数千里外的亲人相见,听到家人亲切的话语,好像他们就在眼前,感受到时代的飞速发展,感受到整个社会都充满着幸福和快乐。

母亲常在手机上看视频,听歌,特别是家里安装了waifai,母亲不用再担心流量的问题,看朋友圈,看“快手”,看“抖音”,常常被逗得哈哈大笑。手机给父母带来了快乐,带来了乡音,更传递着浓浓的乡愁。遥远的故乡,不再遥远……

时代在变迁,社会的发展,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父母,切切实实见证着社会主义发展的每个阶段,深深感受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体现出巨大的优越性和幸福感;只有共产党才能创造出高速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让普通百姓过上幸福富裕的小康生活!

父母常说:“咱这辈子过上了幸福生活,每月还发三千多元退休金,让咱当神仙都不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