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中午，在单位电梯里听一位同事念叨：“霍金走了！”我心里“咯噔”一下，迅速核算出逝者的享年：76岁。刚回到座位，另一位同事告知：“今天正巧是爱因斯坦的生日！”我又吃了一惊，因为——

斯蒂芬·霍金出生那天——1942年1月8日，正好是现代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伽利略逝世300周年忌日。这是许多有关霍金的传记文字都会提及并津津乐道的一件事，似乎这预示了某种科学使命或超人天赋的传承。

思绪牵引我回到了18年前的一个场景。

2000年冬出访英伦时，我在剑桥大学待了整整一天。继参观了牛顿生前学习、工作过的地方后，我又怀着同样崇敬的心情向主人提出：能不能顺便带我去见一见霍金？

这个请求显然让主人——剑桥大学化学系的一位博士为难。不过，他说可以领我到靠近剑河的一个小馆子里坐坐，从那里往窗外看，兴许就能见到常常驱动着电动轮椅出来“散步”的霍金。

遗憾的是，天公不作美，小雨时断时续，候了将近3个小时，也不见大师的影子。但在剑桥书店看到新版的《A BRIEF HISTORY OF TIME》 ，一种亲近感不禁油然而生。

回国后不久，几乎就在购得《时间简史》中译本10年增订版的同时，一本科幻杂志上刊登的一幅照片又给我带来了不小的震撼：画面上仅有三个人，其中一位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美国总统克林顿，一位是当今科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坐在轮椅上的霍金。克林顿侧脸站在霍金身旁，向他鼓掌致意。照片注释只有寥寥11个字：“一时的政客与永恒的学者”。

我不知道处在那样一个场景中的霍金作何感想，但有一点应该可以肯定：即便这位智慧的偶像“被荣誉冲昏了头”（霍金前妻语），他内心深处那种探求宇宙奥秘的强烈的使命感和意志力也未曾有过消减；而且，正是它们支撑着身患绝症的他活了下去，并且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

霍金似乎对爱因斯坦十分推崇。在我看来，他们两人在某些方面也颇为相通。霍金新著《果壳中的宇宙》开篇两章（“相对论简史”和“时间的形态”），几乎就是一个爱因斯坦专辑。实际上它论述了两个大问题：爱因斯坦是如何为20世纪两个基本理论，即相对论和量子论奠基的；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使时间具有形态，这如何与量子论相互和谐。霍金称，这本书的结构更像一棵树：头两章是主干，从主干上分支出其余各章。“它们对应于我在《时间简史》出版之后研究或思索过的领域。这样，它们呈现了当代研究的某些最活跃领域的图像。”

由上述话语中不难看出爱因斯坦在霍金心目中的学术地位。不止于此，在《果壳中的宇宙》第一章末尾，霍金还饱含深情地写道：纳粹在德国发动了反对“犹太人科学”运动，而许多德国科学家是犹太人，这是德国不能制造原子弹的部分原因。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成为这个运动的主要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要求盟国政府建立一个世界政府以控制原子弹。1948年他拒绝了担任以色列新国家总统的邀请。正如他所说：“政治是为当前，而一个方程式是一种永恒的东西。”广义相对论的爱因斯坦方程是他最好的墓志铭和纪念物，它们将和宇宙同在。

人们通常把霍金看作是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家，但他本人并不接受这种说法。不过，很多人都认为，在这一点上霍金错了。的确，从宇宙大爆炸的奇点到黑洞辐射机制，霍金对量子宇宙论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目标是解决从牛顿以来一直困扰人类的“第一推力”问题。

耐人寻味的是，霍金的宇宙论事实上使上帝没有存身之处，但梵蒂冈教廷仍对他表达敬意。在承认了对伽利略审判的错误之后，教廷科学院又选举霍金为该院院士。鲜为人知的是，霍金年轻时曾不遗余力地为伽利略冤案的平反而奔走呼号，其前妻简·霍金在1999年出版的一本回忆录《音乐移动群星》中，记述了发生在1975年4月间的一件事：“……在星期六教皇学院[FS:PAGE]上课期间，他（霍金）将接受教皇授予的派厄斯六世教皇金质科学奖章。我想，宇宙大爆炸学说同创世说一样对梵蒂冈具有吸引力。伽利略死后333年，终于出现了一个拥护者。斯蒂芬需要对与会者发表讲话，并且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一个特别的请求——恢复伽利略的名誉。”

尽管霍金被“囚禁”在没有多少自由空间的轮椅上，但他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富于勇气、才智和成就的空间旅行者——他用他的思想对宇宙进行全面探索。虽然在许多人看来他遭受了“人生之大不幸”，可也就在这跟“不幸”搏击的艰难历程中，印证了他的同胞、大诗人弥尔顿所言：“头脑是它自己的住所，它在其中可制造地狱的天堂，也可制造天堂的地狱。”

可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