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农村工作会议12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首次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并清晰划定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此外还有“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等不少新提法和新表述，其释放的信号值得关注。

首次明确乡村振兴战略时间表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则进一步明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

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此外，会议还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要科学规划、注重质量、从容建设，不追求速度，更不能刮风搞运动。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对中新网记者表示，这是中央首次明确乡村振兴战略的“三步走”时间表，意义重大。

他指出，乡村振兴要规划先行，一张蓝图干到底。“不能刮风搞运动”更是给各级领导干部套上了“紧箍咒”，打了“预防针”，警示乡村振兴要因地制宜，稳扎稳打，不能急于求成，大干快上。

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会议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会议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一是必须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二是必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

三是必须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

四是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

五是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

六是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

七是必须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

“实现乡村振兴要走什么道路？就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魏后凯认为，这是会议最大的亮点之一。

他分析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归纳总结了七个方面，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七个方面内涵丰富、重点突出，跟脱贫攻坚有机衔接起来，可谓是未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路线图，很有创新性。

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工业农业一起抓、坚持城市农村一起抓，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公共财政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

魏后凯表示，人财物等方面的“四个优先”，有助于确保“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落到实处。

此外，会议提出，要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责任制，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

魏后凯对此评价称，这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体制上的保障，让“一把手”重视并亲自抓，这抓住了关键少数，符合国情和现实，也是有力推动乡村振兴的制度优势。

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

会议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着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在专家看来，“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这一提法较为新颖。前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清除阻碍要素下乡各种障碍”，目前现状是农村资源流向城市没问题，但城市资源难以流向农村，障碍非常大。乡村之所以落后，主要就是因为城市资源“下不去”，所以要增加制度性供给，让资源能流动到乡村。

中新网记者注意到，会议部署了一系列制度性供给的措施，包括

衔接落实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政策；

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

破除一切束缚农民手脚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

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农村振兴，鼓励社会各界人士投身乡村建设；

公共财政更大力度向“三农”倾斜，等等。

人民日报的评论指出，乡村振兴是党和国家的大战略，不真刀真枪地干，不真金白银地投，是喊不出来的，是干不出名堂的。要深化农村改革，通过“扩面”、“提速”和“集成”，强化乡村振兴制度供给，让农村资源要素活化起来，让广大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迸发出来，让全社会支农助农兴农力量汇聚起来。

严肃查处侵犯农民利益的“微腐败”

会议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村民自治实践，严肃查处侵犯农民利益的“微腐败”，建设平安乡村，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

魏后凯指出，所谓“微腐败”，其实就是在农民身边的“苍蝇式”腐败，这种腐败直接侵犯农民利益，也容易造成“小官巨贪”，危害很大，所以要严肃查处。

有专家表示，越往基层，权力生态中的“熟人社会”特征越明显，由于人情因素、利益因素、亲情因素的干扰，可能出现对于权力的监管失效的现象，因此要加强权力监管力度，强化权力制衡。

比如，成立村民监事会等监督机构，重大决策过程必须由监事会讨论决定，不能让“村官”成了“村霸”；加强基层纪检、审计等监管力度，加大对监督机构自身的问责力度，不能让基层反腐力量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