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科学化运动学会设计的科普目的，是符合中国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的。中国人的识字率很低，对科学有所了解的人更是少之又少。1928年，中华民国大学院首任院长梁启超在《大学院公报》发刊词上将科学普及与科学研究等同看待：

“一曰实行科学的研究与普及科学的方法：我族哲学思想，良不后人，而对于科学，则不能不自认为落伍者。……且不但物质科学而已，即精神科学如心理学美学等，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等，西人已全用科学的方法，而我族则犹囿于内省及玄想之旧习。……近虽专研科学者与日俱增，而科学的方法，尚未为多数人所采用，科学研究机关更绝无仅有。盖科学方法非仅仅用于所研究之学科而已，乃至一切事物，苟非凭籍科学，明辨慎思，实地研究，详考博证，既有所得，亦为偶中；其失者无论矣。本院为实行科学的研究与普及科学的方法起见，故设立中央研究院以为全国学术之中坚；并设立科学教育委员会以策划全国教育之促进与广被。”

纵观历史会看到，科学由早期的外国传教士传入科学是为了传教目的，国人出去后回来科普是为了拯救中国的科学落后，其目的都是普及科学知识。那个时代与今天其差异之大难以描述。一元化的线性灌输模式的科普在当今电子化和信息化社会中已经逐步失去其价值与意义。

美国上世纪从70年代开始的公众的科学素养和态度调查表明：1、对科学感兴趣不等于科学知识水平高；2、科学知识水平高不等于对科学支持程度高，而恰恰相反；3、科学素养对科学态度之间关系呈非线性关系。也就是说，科学素养水平越高对科学技术，尤其是技术的应用的态度越有可能持怀疑态度。科学素养与科学态度呈现负相关趋势。

中国科学素养调查也呈现出同样的变化趋势。更重要的是，科学文化是在多维文化体系中存在的一种以科学技术的信息为主要传播内容的一种文化。其存在的形式与影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传播而日益变得多元化。而多元化形式随着大数据时代变得愈加复杂。这种复杂性已经远远超过在传统研究阶段那种仅仅依靠一种指标和监测维度就能够得到清晰的解释，得出基本规律，同时做出预测。

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数据的非线性变化再次提出这个问题：科学技术普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术界花大钱下大力气做科普，其结果是：科学素养越高，对科学的怀疑的比例也越高。这是科普的初衷吗？如果不是，那么科普的设计如何才能达到其目的呢？

2013年，科学基金会（NSF）召开了一次研讨会。会议达成共识：

第一，科学知识有助于公众参与科学，特别是当技术应用引发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议题之时（比如，核能利用和核废料处理、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作用与国家资助的讨论等），公众科学技术素养更显得十分必要。

第二，科学技术知识有助于日常生活中做出决定。比如，公众的工作、居家生活和休闲活动（比如抗生药物治疗及其合理使用、家庭用具的热电原理等）。

第三，广阔丰富的关于整个世界的科学技术知识以及作用，促进公众的超越实际应用的工具目的的，对科学的广泛的好奇心。公众科学技术知识三部分功能框架构成公众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判断公众是否具备“足够的”科学知识的基础。

中国的科普如果仍然停留在过去的思维模式中，而不进行深入的研究，无法确定在今天的社会发展局势中如何确定科普的目的。大数据时代对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和态度，应该放置于科学文化角度进行观测。仅仅将公众的科学素养或者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单维角度地进行探究，不仅不会得出真正的结果，而且可能会误入歧途。建议根据中国的国情，建立社会结构中国的科学文化形成观察模型，并在经过长期观察后了解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规律。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国际科学素养促进中心研究员）